回 忆 耀 南 中 学

刘冠甲  王苇塘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,广阔的渤海平原抗日根据地里,诞生了一所抗大式的中学——清河区(后改称渤海区)耀南中学。这所学校以正规化标准来衡量,与旧型正规化相较既大有逊色;与新型正规化相较,也无法比拟。它不仅没有参考用的图书,没有实验用的教学仪器,在开办之初,也没有基本的校舍和教具,甚至连必需的教材、纸张都非常困难。也就正是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,耀中的师生们,在中共清河区党委、清河行署的领导下,在抗日军民的爱护扶持下,因陋就简,艰苦奋斗,三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级优秀工作干部,输送到党、政、军各方面的机构中去,担负了和继续担负着革命与建设的重要任务。

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,是耀南中学诞生的日子。它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马耀南先生而命名的,是为储备与培养干部而成立的。它的诞生和成长,在清河地区(后来的渤海地区,今天的惠民地区)的教育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。那时,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年头,正处相持阶段。战斗的频繁,环境的恶劣,封锁的严密,生活的困难,真正到了最严重的时刻。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,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、持久性,干部后备力量的培养与补充的重要性,都必须在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,充分发挥文化大军的作用及其培植与发展,为此决定了农村小学教育的恢复与重建,议定了耀南中学的成立和创建——在这片抗日根据地里开办了这所独一无二的中学(同年冬,耀南剧团相继成立)。学校规模不大,开始只办了两个中学班,一个师范班(为小学培养师资)。第二年又扩招了一个中学班。l944年夏,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,党和政府决定在博兴县纯化镇成立耀南中学分校,扩大招生两个班,共五个中学班,一个师范班,在校学生最高年份达300多人。1945年初随着形势的变化,耀中与渤海干校合并称耀南公学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,耀南中学曾一度恢复。现在的回忆,主要是抗战中的耀南中学。

耀中初建,在博兴招生(学生来源当时多来自机关、部队中的“小鬼”和各分区文工团整编后的队员)。博兴三、六区虽是巩固的根据地,但距敌据点太近(距县城据点只三十里,距王家镇据点仅十几里),当时学校人数虽仅一、二百人,却也不是一个太小的目标。一个非武装的年轻的学生团体,长期居留是不够安全的。开学后,区党委就决定迁校到垦利,这在当时来说,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到处有鬼子汉奸武装,随时有敌人外出“扫荡”,稍有不慎,或警惕性不高,即会有危险发生,造成损失。最初,学校由博兴迁到垦利县北陲老爷庙,此处虽有几十户人家,但房屋太少。在垦利县来说,这里又是一个较大的村镇,目标大,不安全,粮草供应还有困难。数月之后,二次迁校到杨家嘴,这里地处黄河岸边,较偏僻,敌人不大注意,黄河故道中的水可供食用,且有过去地主武装盘踞的土碉堡一座,可供校部后勤使用。但不利条件仍很多,最大的困难,学生没处住。这个杨家嘴不是村镇,只有三家居民的临时性屋子(土碉堡原有十来间土房,现下不仅无门窗,而且已半成废墟),此外毫无一点栖身之所,怎么办?经过师生研究,最后决定“自己动手,建立根据地”,学生临时分散住在周围十余里内的“屋子”里。于是,先把土碉堡修葺一下,安下伙房、文印、后勤处,既而在荆条棵茅草丛中刨地屋,买几条檩梁,上覆高粱秸,既隐蔽又暖和,就这样修成三个半地上半地下的地屋子,在其中打地铺挂黑板,既当教室上课,又当学生宿舍和饭堂,就这样度过了1942年的冬天。翌年开春后,师生又投入建校劳动,在黄河故道中,自己和泥脱坯,运土运料,请几位村民作指导,大家动手,就地取材,盖了五十余间土坯房。从此生活比较安定了,从地屋子上升到住土房,比登天还自在。学习有了专用教室,室内还修上土台子,从此也就不以坐背包为凳子,不以膝盖当课桌了。与此同时,响应党的号召,开展了大生产运动,开荒种地,养猪种菜,自磨自食,自给自足,既学习,又生产,俨然是青年学生的乐园,未来干部的摇篮。

记得在1943年秋后敌人的一次大扫荡中,天气已逐渐寒冷,但棉衣尚未发下。当运来时,还只是裁好而未做成的棉衣料,当即发动全体女同学和会女工的男同学缝做棉衣。但在敌人的封锁下,一时又买不到棉线,我们就以布料上的棉纱,发动大家搓成线,解决缝衣无线的困难。这次敌人扫荡,历时43天,将我们初建的校舍,付之一炬,师生返校后,既互道反“扫荡”的伟大胜利,又目睹劫后惨状,无不眼含热泪,气愤异常。但大家不约而同地商定,以顽强的战斗精神,艰苦奋斗的毅力,明年开春后积极投入复校劳动。1944年春,很快又建起了校舍,继续从事教学活动。

反“扫荡”,这在耀南中学的日程上是一个重要的项目。当年农村是“劳武结合”,学校也不例外。上级发给20多支步枪,成立民兵组织。夜间学生轮流值岗,民兵在附近放流动哨。学校还有时举行“紧急集合”演习,藉以锻炼应急能力。如遇敌人“扫荡”,学校即化整为零,以班组为单位,由教师率领,分散去各地。根据各地不同局势,机动灵活地活动。就在1943年的43天的反“扫荡”中,有的小组,冬夜露宿旷野,天寒地冻,几个人偎依在一起取暖;有的小组隐蔽在郊外,终日不得一食;有的小组根据形势需要,涉水渡河,河水结薄冰,即赤足破冰前进,每人胫血淋漓。生活是这样苦,但斗志昂扬,情绪欢快。在这个团体内,无论在什么时候,在什么条件下,很少看到愁眉苦脸,垂头丧气的人。记得当时有两位小同学,年仅十五、六岁,因生疥疮,不能随小组活动,两人单独地辗转于黄河两岸的大洼中,同敌人的拉网搜索周旋,白天潜伏草丛里,任凭敌人叫喊、恐吓,只是伏俯不动,敌人过后,就坐起来打扑克,饿了吃给养袋中的干粮,夜间摸到河边喝点水,又连夜回到大洼中潜藏起来。如此顽强坚持五昼夜,终于逃过敌人的拉网,化险为夷,安全返校。几年来,历经敌人四次“大扫荡”,从无一人害怕危险,离校不归,也无一个家处敌区的同学,畏敌压力,妥协逃跑。

在无敌情的情况下,学校即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和生产。学习中,上课时学生集中精力听讲,早晚自习特别专心,学习的自觉性是非常高的。生产中,能者为师,互教互学,种植的大豆、高粱、南瓜、白菜产量都较高,师生们吃着自己生产出来的蔬菜粮食,感到格外有滋味。学生的自治精神强,用不着教师特意组织管理,而能自觉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纪律。个别顽皮的小同学,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,也能潜移默化逐渐转好。学生的自觉性高,自治精神强,应当说是当年耀中的特点之一。

学校的组织机构很简单,校长、教务主任、训导主任、事务主任各一人,他们既是领导又是教师,更是学校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,实行校长负责制,有事大家商量着办,工作人人全力以赴,教职工和学生的关系,既是师生又是共同奋斗的同志,政治上平等,生活又在一起,大家彼此相互关心,相互爱护,所以向心力强,真正做到上下一致。学校的领导体制,是民主集中制。领导意图的贯彻,都是通过会议。会议上大家思想见面,通过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,达到认识上的统一,行动上的一致。在这段生活过程中,特别值得回忆,也特别值得提倡和发扬的,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不独在教师与教师之间,学生与学生之间,能够积极认真开展,就是在学生与教师之间,领导与被领导之间,也能做到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这种从爱护出发,善意提出的批评意见,不存任何芥蒂的优良思想作风,是值得深深忆念的。当时的具体事例很多,真可谓不胜枚举。

今仅举一例,有次武××同学对某同学提出批评,有位教师企图打圆场说:“该同学确有如此表现,但并不是有意识的……”武同学马上提出不同意见:“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。老师的这个意见是和稀泥,对×××同学没有什么帮助。”现在回忆起来,当时学生们的思想水平是有一定高度的,虽则名义是中学,实际是渤海区的一所干部学校。也正由于这一点,虽然战争频繁,劳动紧张,影响了不少学习时间,但靠了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,弥补了各方面的损失,政治、文化学习效果还是可观的。因此,绝大多数同学,在分配工作后,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,作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。不少人已成为今日工作中的主要骨干力量。

从耀中建立到现在,整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。抚今忆昔,现在的发展与过去的情形,没法比拟。但是当时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,不畏险阻的毅力,团结战斗的气氛,坚持真理,修正错误的思想作风,仍然值得提倡和发扬。当进一步追溯耀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优良传统时,一句话,就是在党的教育领导下,人人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,人人都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亡国奴,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”。今天,我们的国家和人民,广大的青年学生们,都生活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,无论学习条件、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,比过去提高和发展了不知多少倍,但爱国主义的思想,不可一日或缺和减弱。我们应积极担负起党所号召的“振兴中华”的重任,为建设高度民主、高度文明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,谱写新篇章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完

 

(刘冠甲,男,原耀南中学第一任校长;王苇塘,男,原耀南中学第一任教导主任。两人在耀南中学的创建、发展中,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)